胡耀邦诞辰90周年前后，有关胡耀邦的文字又多了起来。这些文字多集中在他对平反冤假错案功绩的介绍上，而对于他在思想解放的理论实践有所偏倚。最近读了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大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感觉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他对历史冤案的平反上。仅就思想解放来讲，胡耀邦不仅在实践上——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理论上——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作了不可或缺的探索。胡耀邦做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不是开始于文革后的春天，早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已经体现出他追求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先行者的姿态。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的日子。在全国进入清剿右派分子的白热化状态以后，各个领域“涌现”除了大小形形色色的右派不计其数。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极不愿意看到乱划右派的情形，当他在出访回国的途中得知团中央打了一大批右派时，着急地说：必须刹车了！他当即给团中央机关打电话，说：你们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右派名单不要急着宣布，等我回来。他想赶回去找中央书记处领导，尽可能保护一些年轻人。但胡耀邦回天乏力，团中央下设的中国青年报社还是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灾区。胡耀邦一直为没能保住这些知识分子而痛心，20年后，胡耀邦千方百计为全国的右派平反。

解决右派问题是当时社会上呼声最高而又最难办的一大案件。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上上下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竟达55万人之多。从1959年到1964年，虽然分5批陆续给右派摘了帽子，但全国仍有10多万右派分子。为了改正错划右派的失误，胡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就指定专人负责右派的改正工作，组织了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民政部参加的五部门摘帽办公室。围绕右派问题，五部门在山东烟台联合召开了会议，会上出现了三个方面的不同意见：右派分子的改正范围有多大；对改正后的右派怎样安置；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正过来，会不会乱套。胡耀邦主张对右派问题公开改正，大力推进清查工作。当改正的右派突破50万时，有人慌了，说：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回答说：当年狠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胡耀邦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指示中组部对“文革”前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全面地清理和纠正。

1979年，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2月，他在团中央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团委书记大会上讲话时，指着被打成右派的陈模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说着他走到陈模面前，鞠了三个躬。接着他又说：我还要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同志道歉！他走到主席台前又鞠了三个躬。在热烈掌声中，胡耀邦又说了一句话：我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见《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116页）谁又能想到，当年胡耀邦为了保护这些同志，自己差点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胡耀邦对反右派运动有自己的思考。他不同意学界广泛流行的对于1956年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引蛇出洞”的说法。他认为双百方针，十大关系，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引蛇出洞”只是很短一段时间，是1957年5月毛泽东对一些尖锐的鸣放言论很反感，认为性质变了，决定要反右，才有这种说法。胡耀邦透漏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主张反右。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毛泽东提出反右，大家都赞成（《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212页）。由此可见，反右派运动绝对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失误，即便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也不是没有人在那里给毛泽东推波助澜。

无论身处多么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胡耀邦总是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思索，不趋时盲动，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